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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結構主義方法論:從索緒爾出發的考察

作者:未知

  摘 要:結構主義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索緒爾。他所建立的有關語言系統的一系列術語,如共時與歷時、能指與所指、橫組合與縱聚合等,都被移植到結構主義的方法論中去。弗雷格的《概念文字》、胡塞爾的《邏輯研究》、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在一定意義上都可以被稱為語言研究的著作,然而從語言研究中卻發展出邏輯實證主義、現象學和結構主義三條不同的哲學路線。從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角度看,結構主義方法論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也遺留了一些問題,正是這些問題導致了結構主義向解構主義的轉變。
  關鍵詞: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B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20)05-0111-12
  作者簡介:張慶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上海 200433)
  我們審視20世紀至今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發現實證主義-分析哲學、現象學-詮釋學和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是三大方法論主流。
  結構主義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索緒爾是一位瑞士語言學家,他生前發表的著作甚少,其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是他的學生根據他的課堂筆記(1906-1911)輯錄而成。從后來陸續發表的索緒爾的講課筆記的原稿看,索緒爾的研究是探索性的,不是只說一面而無視另一面,他的論點不是定論,往往留有余地。這有點像維特根斯坦留下的筆記,作者本人的觀點與跟隨者的極端說法有很大不同。
  語言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索緒爾充分意識到語言的復雜性,為了界定語言學研究的核心主題,他從紛繁復雜的語言現象和眾多關聯因素中找到在所有語言中普遍起作用的力量和一般規律。在索緒爾看來是語言的系統,后來的語言學家習慣于稱之為語言的結構,并把索緒爾的語言觀概括為結構主義的語言觀。雖然索緒爾本人沒有專門使用過“結構主義”這個術語來表達他的基本思想,但他所建立的有關語言系統的一系列術語,如共時與歷時、能指與所指、橫組合與縱聚合等,都被移植到結構主義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中去了。可以說,索緒爾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結構主義形成一個攘括哲學、文藝理論和社會理論等眾多領域的浩浩蕩蕩的流派,但其最核心和最關鍵的思想萌發于索緒爾,于是索緒爾被追認為20世紀結構主義的“開山鼻祖”。
  一、從歷時與共時關系看結構主義方法論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盛行歷史主義。歷史主義不僅是歷史學派的一種思潮,而且蔓延到整個人文社會學科中去。狄爾泰把歷史主義與生命哲學結合起來,主張生命現象的特點是永遠創新,永不重復。沒有兩片葉子是完全一樣的,沒有兩種文化是完全相同的,沒有兩個民族的歷史是重合的。即便同一個藝術家,也不會創作出兩個完全相同的藝術作品。因此他主張精神科學(大致相當于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完全不同,應該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自然科學采用實證的方法,因為自然現象是重復的,可以通過觀察和歸納找到其規律,進行預測和加以證實。而人文社會現象不重復,是有意識的人的行動的結果。人的行動不像物那樣受到客觀規律的支配,而是具有主觀的目的和價值追求。因此,精神科學應該采取詮釋學的方法,闡發歷史和文化作品中所蘊含的生命意義和價值。后來,狄爾泰的詮釋學方法又與現象學的方法相結合,注重從主體的意向分析出發研究人文社會科學。
  盡管語言學與文學、歷史之類的人文科學有所不同,但它也屬于有關人的精神活動的科學,同樣受到歷史主義的很大影響。在索緒爾的有生之年,語言學界流行比較語言學的研究途徑。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可謂歷史主義方法在語言學領域中的具體應用。比較語言學家考察不同的語言,對比它們的類似之處和差別,琢磨它們發展變化中的連貫性和互相影響,梳理它們的歷史演變過程,尋找它們共同的母語。比較語言學派非常重視文化歷史與語言歷史的關聯,津津樂道的話題是文化特征、民族心理特征與語言特征的關系。索緒爾原本從事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工作,是一個梵文專家,對考察印歐語系的遠古起源頗有心得。但他覺得僅僅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研究語言學遠遠不夠,還徘徊在語言的外圍,沒有抓住語言學研究本身的要點。他尋求從這種研究模式中走出來,尋找新途徑。他在《普通語言學課程》重新規劃了語言學的任務:
  (a)對一切能夠得到的語言進行描寫并整理它們的歷史,那就是,整理各語系的歷史,盡可能重建每個語系的母語;
  (b)尋求在一切語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夠概括一切歷史特殊現象的一般規律;
  (c)確定自己的界限和定義。
  從第一點看,索緒爾并沒有完全否定比較語言學的梳理語言發展的歷史及其譜系的方法,但他顯然已經不滿足于此,而是把重點放在第二點上,即在一切歷時的語言演變中尋找其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在一切歷時的有關語言的特殊現象中概括出語言的“一般規律”。只有把握了這種變中之不變者,才能把握語言的本質。為什么第二點是重點呢?其中原因可以從第三點看出。索緒爾注意到語言與人的生理、心理,與民族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密切相關,從而語言學與人類學、生理學、心理學、民族學、社會學和文化史等其他科學有相當密切的關系。盡管它們互相借用資料,難以截然分開地加以研究,但畢竟不能把語言學歸入生理學或文化史等學科。因此,需要弄清楚究竟語言學不同于其他學科的自己的專門領域何在,即要確定語言學自己的界限和定義。在索緒爾看來,正是上述任務中的第二點最能刻畫語言學的特質。
  為此,索緒爾想到區分“言語”(parole)與“語言”(langue)。“言語”用于刻畫語言的歷時的活動、演變、多樣性和異質性,“語言”用于刻畫各種各樣的言語活動中的共同性和整體性。“言語”著眼于話語的歷時性變化,“語言”著眼于話語的共時性結構。“言語”隨著文化區域不同而不同,并隨著社會歷史演變而演變。歷史上實際發生和使用的各種各樣的民族語言屬于言語。但是索緒爾認為這些流變的話語現象并不反映語言的根本特征,而真正反映語言要義的則是在這些千變萬化的言語現象背后制約著它們的共時的結構。這意味著世上縱使有千百種語言,但語言學的關鍵不在于研究它們外在的實際發生的歷史演變,而在于研究內在于所有這些言語之中的共時的語音、語詞和句法的結構和規則。   需要指出的是,“parole”和“langue”是索緒爾自己創立的術語。我們用“言語”和“語言”來翻譯它們,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論在中文還是在外文的現存語言中都找不到與索緒爾的這兩個概念完全對應的詞匯。他自己談到:“德語的Sprache是‘語言’和‘言語活動’的意思;Rede大致相當于‘言語’,但要加上‘談話’的特殊意味。拉丁語的sermo毋寧說是指‘言語活動’和‘言語’,而lingua卻是‘語言’的意思,如此等等。沒有一個詞跟上面所確定的任何一個概念完全相當。”
  語言并不能脫離言語,正如歷時的言語活動總是在其中貫穿共時的語言結構一樣。“言語”與“語言”主要通過歷時性(diachrony)和共時性(synchrony)加以區別。歷時性與共時性是兩個互相聯系而又不同的維度。有關歷時性與共時性的關系,索緒爾用一些比擬加以說明。歷時性好比事物,共時性好比對事物的平面投影;歷時性好比樹干縱切面中所看到的植物纖維條,共時性好比樹干橫切面中所看到的植物纖維條之間的形狀結構;歷時性好比棋局對弈的過程,共時性好比下棋所遵循的規則。索緒爾寫道:“系統永遠只是暫時的,會從一種狀態變為另一種狀態。誠然,價值還首先決定于不變的規約,即下棋的規則,這種規則在下棋之前已經存在,而且在下每一著棋之后繼續存在。”
  對于索緒爾的以上比擬,人們會想語言與此有很大不同。事物與平面投影的關系是一種物理的必然關系。樹雖然是生命體,但樹作為植物生命體畢竟與有意識的人有很大不同。棋雖然是有意識的人下的,但人對弈時以承諾遵循下棋的規則為前提。然而,人在說話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圖遣詞造句,這里看來沒有什么必然的規律和強制的規則。索緒爾注意到這里的差別,但他指出這里需要區分“言語”與“語言”。個人在具體的語境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進行言說,是個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為,屬于“言語”的范圍。但個人用語言表達思想要讓其他人理解,就要遵循在語言交流的反復循環中獲得社會成員廣泛認可的語義規則和語法規則,這就涉及“語言”。語言是社會成員在長期交往歷史過程中約定俗成的東西,是言語活動的社會部分,是個人以外的東西。個人獨自不能創造語言,也不能隨意改變語言。個人必須經過一個見習期才能懂得語言的運用,兒童只能一點一滴地掌握語言。個人是言語的執行者,但不是語言的支配者。每一個言說的個人都會死去,但語言卻通過所有人的言說活動一代一代延續下去。“這是通過言語實踐存放在某一社會集團全體成員中的寶庫,一個潛存在每一個人的腦子里,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潛存在一群人的腦子里的語法體系;因為在任何人的腦子里,語言都是不完備的,它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完全存在。”
  索緒爾從歷時性和共時性的角度對言語與語言的區分對法國結構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理論產生重大影響。萊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ss,1908-2009)把索緒爾語言學中的結構主義觀點應用到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中去。他曾任巴西圣保羅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并到巴西中部的土著印第安人部落中做過人類學的考察。他發現,在原始部落歷時的遷移變動的生活中存在基本穩定的親屬結構。原始人類的禁忌、圖騰和神話故事中都包含共時性的結構,它們以無意識的方式制約人的有意識的行動。據此,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人看起來具有意識的自由,看起來是自由活動和自由創作,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的自由,而是受到深藏著的結構的制約。為了使得人類學的研究站得住腳,必須把歷時性的偶然事件放在一邊,致力于闡明其中的共時性的結構。當時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在法國流行。薩特區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主張物的存在是本質先于存在,人的存在是存在先于本質,因為人的存在是主體有意識地選擇的結果。社會是由人組成的,因此社會的本體應是每一個有意識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個人。薩特還主張要用這種人道主義去補充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萊維-施特勞斯批評存在主義以主體性的幻想的態度去對待存在,這與結構人類學所發現的人類社會的實際情況格格不入。與萊維-施特勞斯相呼應,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用結構主義來反對對馬克思主義做人本主義的解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提出了“主體已死”以及作者消失在文本結構中的主張。自20世紀50年代起,存在主義的主體哲學由盛而衰,結構主義成為時髦。
  結構主義為什么會受到許多人文社會學者的歡迎呢?這與結構主義開創了實證主義和詮釋學之外的第三條路線有關。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取得很大成功,但當它被應用于人文社會科學時卻遇到了重大問題,畢竟人有自主意識,人文社會現象中不存在自然現象中的那種規律。然而,對人文社會的研究只能描述其歷史過程和闡釋其精神價值嗎?人文社會現象中究竟有沒有相對來說持之以恒的關聯因素和普遍的規律性可言呢?換句話說,人文社會學科究竟有沒有可預估和把控意義上的科學性可言呢?歷時性與共時性的關系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共時的結構貫穿于歷時的過程中,共時的結構并不排斥歷時的過程。盡管每個人言語活動都是自主的行為,但他們都要按照語言的規則來言說。同樣,在文學、藝術、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有沒有在流動的歷史過程中持之以恒的結構呢?這就需要人文社會的研究工作者加以發掘。因此結構主義又在一定程度上豎立起科學主義的大旗,當然這是與實證主義不同的科學主義旗幟,它所針對的敵手還有現象學-詮釋學的主體主義路線。
  當代社會理論中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之爭也涉及“歷時”與“共時”的關系。為什么個體論派把個體的人當作社會的本體呢?因為他們相信,只有個人才是意識的主體,個人是社會行為的發動者和承擔者,社會活動無非是所有社會成員的行為的總和,因此社會的本體終究要追溯到“行為人”那里去,即追溯到有意識地進行行動的個體的人那里。整體論派則持相反的立場,他們認為,社會的結構制約著人的思想意識,個體的思想意識和行動在歷時的變化中具有某種相對穩定的方面,它們受到共時的社會結構的支配,社會研究應把重點放在共時的結構上,從而找到人的思想意識和社會行為的總體規律,科學地預言和調控社會現象。   二、從能指-所指關系看結構主義方法論
  索緒爾從符號學(sémiologie)的角度定義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的關系。索緒爾認為每個符號(sign)都是一體兩面的,一面為“音響-形象”(sound-image),另一面為“概念”(concept);“音響-形象”是“能指”,“概念”是所指。這就是說,凡是符號必定具有一體兩面的結構,否則就不能成為符號。單純的聲音-形象只能算作一種物理運動或生理活動的跡象,而還沒有與音響-形象確立關系的單純的意念則像云團一樣模糊不清。“語言是組織在聲音物質中的思想。”“思想離開了詞的表達,只是一團沒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渾然之物。”
  有關索緒爾的能指和所指概念,我覺得還有以下四點值得關注:
  (1)索緒爾的能指和所指概念是符號學的概念。一則索緒爾的符號學概念要比語言學概念的含義更加寬泛;二則索緒爾企圖把語言學納入符號學的角度加以考察。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只是諸種符號系統中的一種,盡管語言是這些系統中最重要的一種。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其他符號系統還包括象征儀式、禮節形式、軍用信號等。只要具有能指與所指的結構的系統都可視為符號系統,而語言的重要特征是能指與所指的關系。
  (2)索緒爾認為能指與所指的結對關系在原則上是任意的。一個音響-形象可以與這個概念相聯結,也可以與那個概念相聯結。法文“arbor”指樹,英文“tree”也指樹。我們還可以設計一種新的符號系統用一個種新的編碼來指樹。然而,在即成的語言中,由于語言形成和使用中社會集體約定俗成的歷史和習慣勢力,個人是不能隨意改變該語言中的能指與所指的既成的聯結的,正如一個鴨子不能把雞蛋孵化為鴨子一樣。
  (3)索緒爾明確指出:“語言符號連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這是他從符號學的角度考察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的關系,與分析哲學中通常所說的指稱(reference)概念有很大不同。在那里,“指稱”被理解為一個名稱或一個指稱表達式與它的所指(事物)之間的關系。在那里,“指稱表達式”也被視為(譯為)“能指”(referring expression),而它指稱的對象就是“所指”(referent)。此外,自弗雷格起,分析哲學家就注意區分意義(sense)與所指(referent),如“晨星”和“昏星”意義不同而所指的對象相同。分析哲學家強調,一個指稱表達式所指的對象受其意義約束,一個概念的內涵的和外延之間存在反比的牽連關系。音響-形象、意義和對象之間具有一種三元關系,而不僅僅是索緒爾所區分的音響-形象(能指)與概念(所指)之間的二元關系。
  (4)索緒爾在考慮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時著眼于交談中的對符號的音響形象的感覺和對其意義的理解之間的關系。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話時,他有一個從意念到發音的過程,而聽者有一個從感覺到聲音和理解詞語的意義的過程。也就是說,對于說者而言是從所指(概念)到能指(音響形象),對于聽者而言是從能指(音響形象)到所指(概念)。當然,對于交談的雙方,說者和聽者的關系是可以互換的。索緒爾本人用如下圖式來表示:
  在這一過程中索緒爾只考慮感覺(音響形象)與理解(概念)之間的關系,至于人如何才能理解語言的意義的問題則被他放在一邊。對于像弗雷格和維特根斯坦那樣的語言哲學家來說,理解語言的意義在于語境原則和與事態的關系。后期維特根斯坦特別強調語言的意義取決于語言的使用,而語言的使用是人的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理解語言的意義不是從語音到概念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在生活中邊使用邊學習的過程。
  (5)索緒爾本人沒有否定語言與心理的關系,他甚至認為普通語言學是普通心理學的一部分。他明確指出:“因此,我們可以設想有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它將構成社會心理學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學的一部分;我們管它叫符號學(sémiologie),來自希臘語sēmeon‘符號’)。”然而,他不是把普通語言學研究的重點放在語言的意義分析上,而是放在符號的一體兩面的結構關系上,放在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上。后來的結構主義者把這種語言學中的結構圖式應用到人類學和文化理論中去,并得出符號和語言的結構制約人的意識和社會心理的反主體主義的主張。這看來未必是索緒爾的本意。
  分析哲學在研究指稱(reference)關系時,把研究的重點放在語言表達式與對象及事態的關系上。如果不考慮對象及事態的一面,語言表達式就沒有真值可言。一句話是否真,取決于它是否與所描述的事態符合。概念的意義要在語句中并結合語句的真值來理解。真值對于邏輯極其重要。命題邏輯的運算是基于命題真值的運算,可以說沒有真值就沒有邏輯,也沒有以邏輯分析為內核的分析哲學。如果把能指與所指的關系限制在音響-形象與概念之間的二元關系,就無從辨別真值。這就是弗雷格區分語言的符號表達式、意義和對象之間的三元關系的重大意義。分析哲學秉承弗雷格的這一思路,主張“指稱表達式”具有意義并指向對象及事態。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對于分析哲學而言像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對于結構主義一樣具有開山鼻祖的意義。
  現象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在《邏輯研究》中從意向性的角度研究語言表達式中的字符-聲音與意義的關系。他認為語言表達是有意義的記號,字符-聲音是其物質外殼,意義是其內容,這兩者經由人的有意識的活動而統一起來。一個人張開嘴巴發出聲音或用手寫出字符是一種身體的行為,這種身體行為必須與賦予字符-聲音以意義的意識行為相結合,才構成語言。其中,身體的行為不是本質性的,而賦予意義的行為才是本質性的。因為當語言表達發揮作用的時候,我們不是“活在”構成身體對象的行為中,我們的“興趣”不在這種身體對象上,寧愿說“我們活在賦予意義的行為中”。
  胡塞爾像索緒爾一樣也主張語言是一體兩面的。索緒爾把語言看作是“音響-形象”與“概念”的統一體,胡塞爾主張語言是字符-聲音與意義的統一體。從表面上看,這里二者沒有多大的差別,但他們關注的角度其實十分不同。這是因為:索緒爾把關注的重點放在“音響-形象”與“概念”的結構關聯上,而胡塞爾則把關注的重點放在造就語言的字符-聲音和意義的人的行為上,特別是放在那種對字符-聲音進行意義授予的意向行為上。在胡塞爾看來,單純的音響-形象沒有能動作用,它們靠自身不能成為“能指”,真正具有能動作用的是主體的意向行為。胡塞爾認為,主體不僅通過意向行為賦予語言表達式以意義,而且通過語言表達式所內涵的意義指向對象,主體在認識對象的過程中構成了概念的本質和認知的范疇,因此,主體的意向活動應該是語言學和邏輯學研究的重點。由此可見,胡塞爾開創的現象學把意識現象和意識活動當作語言現象和語言活動的本質。在胡塞爾之后,以薩特為主要代表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繼續重視意向性研究,他們主張主體是一切意義的來源,認為對人生和社會的研究如果離開對主體意識的研究就是舍本求末。這是20世紀意識哲學的特點。這種以主體的意向分析為主旨的現象學思路與排斥主體性的結構主義思路形成了鮮明對照。   三、從橫組合-縱聚合關系看結構主義方法論
  索緒爾發現任何符號系統都有共時的符號組合關系和歷時的符號聚合關系。這可以用橫向和縱向的兩條軸線來描繪:前者表示符號的共時的空間排列軸線,后者表示符號的歷時的聯想-轉換軸線。當一個人說出或寫下一個單詞或句子的時候,這些字母共時地組合成一個整體單位,否則我們就不能表達自己的想法;當聽者或讀者感知它們的時候,也必須把逐一感知到的東西共時地組合成一個整體單位才能理解。我們可以通過聯想加以轉換這些符號而形成新的單詞或句子。索緒爾把符號形成組合單位的共時的排列關系稱為“句段關系”(rapports syntagmatiques),又譯“橫組合關系”;把這之中通過聯想形成的歷時的關聯關系稱為“聯想關系”(rapports associatifs),又譯“縱聚合關系”。在索緒爾看來,不論語音、語詞還是句子都存在這種橫組合關系,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句段關系”這個譯法不甚妥當,而“聯想關系”這一譯法被認為心理主義的意味太強,他們更喜歡用凸出結構概念的“橫組合關系”和“縱聚合關系”來替代它,盡管從字面上看“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更貼近其字面意義。下面,我們通過具體例子來說明索緒爾的想法。
  就語音而言,為發出具有一定音節的聲音需要音符的搭配。把輔音和元音橫向連接起來,形成音節的單位,例如“bat”“cat”“mat”。這三個音符組合之間有相似性也有差異性。它們之間第一個輔音不同,而第二個元音和末尾的輔音相同。我們可以用別的元音或輔音來代替其中的音符,從而形成新的組合。例如,我們用“u”來取代其中的“a”,形成“but”“cut”“mut”。這些是通過縱向聯想而形成的新的音符組合。英語只有26個音符字母,我們通過這樣的橫組合和縱聚合可以形成層出不窮的英文單詞,滿足英語表達概念和交流思想的需求。
  拿詞語來說,語詞存在詞干、前綴、后綴的橫組合關系和通過改變這些構詞要素而形成的縱聚合的關系。舉例來說,在法語單詞“re-lire”(再讀)“re-prise”(拿回)“re-tour”(返回)之間前綴相同,在“poir-ier”(梨樹)“pomm-ier”(蘋果樹)“ceris-ier”(櫻桃樹)之間后綴相同。“défaire”(解開)是“dé”和“faire”的橫組合。對于這個詞語,沿著“dé”進行縱向聯想,可以形成“décoller”(揭下) “déplacer”(移位)“découdre”(拆開)等橫組合的詞語;沿著“faire”(做)進行縱向聯想,可以形成“refaire”(重做)“contrefaire”(摹擬) 等橫組合的詞語。一門語言中的許許多多單詞往往是通過這樣的橫組合和縱聚合的方式形成的。盡管實際語言中詞語形成的方式紛繁復雜,經常受到歷史偶然因素的影響,但語詞中的這種結構關系毫無疑問是存在的,這種方法至少對于學習語詞、理解語詞和記憶單詞有所幫助。
  現在我們來看句子。“我愛你”是一個橫組合的句子。在主格的位置上用“他”、“她”、“布魯格斯”等來替代,形成“他愛你”等新的句子;在謂詞的位置上可聯想到用“怕”、“追求”、“追打”等動詞來代替,形成“我怕你”等新的句子;在賓格的位置上可以連接“她”、“布魯格斯”、“飛行”,從而形成“我愛飛行”等新的句子。后來,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把這種橫組合和縱聚合的連帶關系稱為“轉換-生成”(transformation-generation)關系。
  也許我們會覺得索緒爾談的這種橫組合和縱聚合的鏈接關系一點也不新奇,這不就是我們讀小學時做的造句嗎?確實如此,這太平常了,人人都會。然而,正是從這種平常不過的現象中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家和哲學家引出了兩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論斷:
  第一個論斷是有關為什么人人都有這種語言的聯想構造的能力。喬姆斯基認為轉換生成的語言能力是每個人先天的語言能力,它源于人的深層意識。索緒爾本人沒有做這樣的哲學推斷,但他談到:“它們的所在地是在人們的腦子里。它們是屬于每個人語言內部寶藏的一部分。我們管它們叫聯想關系。”
  第二個論斷是這種橫組合和縱聚合的連帶關系不僅僅存在于語言現象之中,而且普遍地存在于人類的一切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之中。要揭開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奧秘,就要把深藏在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中的這種結構揭示出來。這種結構是一種共時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結構,它們在深層次上左右人的意識活動。人表面上看具有自由意識,但在實際上是被這種深層次的結構暗中制約的。
  索緒爾本人曾用建筑中柱子和軒椽的連接和變換來比喻語言中的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柱子一方面跟它所支撐的軒椽有某種關系,這兩個同樣在空間中出現的單位的排列會使人想起句段關系(橫組合關系);另一方面,如果柱子是多里亞式的,它就會引起人們在心中把它跟其他式的(如伊奧尼亞式、科林斯式等等)柱子相聯系。這些不是同時在空間中出現的,它們是靠聯想關系(縱聚合關系)形成的。我們通過轉換不同形式的柱子或軒椽就可以形成不同式樣的建筑結構。后來的結構主義者想到用橫組合-縱聚合的關系來解釋許多人文社會現象中的結構轉換關系。拿最淺顯易見的來說,時裝的款式、飯桌上的菜單、流行音樂等等都是一定要素之間的共時的結構組合和歷時的花樣翻新。
  在結構主義的發展和傳播方面,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起了重大作用。雅各布森出生于俄國,后流亡捷克和美國。他不僅是莫斯科語言學小組的發起人和布拉格學派的奠基人,而且也是歐洲和美國結構主義的搭橋人。結構主義這個名稱首先是由雅各布森發起的布拉格學派在1929年舉行的一次語言學討論會上提出并用于標識該學派的思想綱領:“它\[學派\]采用了結構主義的名稱,因為結構主義的基本概念是結構,結構被設想為一種動態性整體。”。雅格布森除了在語言學方面進一步發揮索緒爾的觀點外,還把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思想應用于民族學、比較神話學和文學理論等領域中去。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雅各布森用結構主義觀點研究詩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按照雅格布森的看法,共時性的詩學研究與共時性的語言學研究一樣,不能混同于靜力學。詩具有格律,詩的格律是詩的共時性的結構,但它是歷時性中的共時性,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是因為每一首新的詩作都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而且每一發展階段都可以見到較為保守的和較富創新性的詩歌的形式。對詩的研究僅僅關注它們歷史中的變化和僅僅關注它們靜態的形式都是不夠的,而應把歷時性和共時性統一起來研究。雅各布森寫道:“語法過程和概念的強制性限制了詩人對詩歌的創作方式;他要么追求對稱,堅持這些簡單的、可重復的、精致的模式(基于二元原理),要么在渴望‘有機的混沌’時應付它們。我已經反復強調過,押韻法‘有語法的,也有反語法’,但絕不是一種數學方法,同樣的方法也適用于一般詩人的語法。在這方面,語法在詩歌中的作用和畫家的作品之間有一個顯著的相似之處。”
  詩人作詩有點像畫家繪畫。畫家繪畫要遵循比例法、透視法等符合幾何和視覺原理的繪畫法則,但畫家也必須發揮在這些限制之下的藝術創造力,否則畫家繪畫就等同于幾何作圖了。詩人作詩要遵循押韻、排比、對仗等格律,但詩人要把詩的表現形式與詩的意境完美地統一起來。語言不僅傳達思想,而且具有情感的表現力。雅各布森引用愷撒宣告勝利的名句“vini,vidi,vici”(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征服了)說明語言通過音韻節奏和排比對仗等手段所展現的強大震撼力。詩歌通過音位上的抑揚頓挫的節奏感和語義上的相同相異的對應關系的結合,不僅朗朗上口,而且充滿豐富多彩的象征性和激情洋溢的表現力。詩歌的格律是語言表達式中的一種獨有的橫組合關系,創作一首新的詩歌要通過縱聚合的聯想來實現。長音與長音對比,短音與短音對比,重音與重音對應,無重音與無重音對應,詞界與詞界對應,無詞界與無詞界對應,句法停頓與句法停頓對應,不停頓與不停頓對應。一個卓越的詩人展現出在橫組合和縱聚合方面卓越的語言能力。反之,如果一個人喪失了這種能力,那么他不僅做不好詩,甚至連話也會說不清楚。雅各布森曾研究過失語癥現象。他發現失語癥的人要么表現為不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喪失橫組合造句的語言能力),要么表現為失去了選擇詞匯表達自己想法的能力(喪失縱聚合聯想的語言能力)。
  萊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是結構主義運動中的領袖人物。他不僅把語言學中的結構主義方法推廣到社會研究領域,而且從哲學角度論述了結構主義的基本觀點。他以文化人類學的考察為依據,豎起結構主義的大旗,對以主體意識為中心的歷史主義和現象學-詮釋學的思潮發起挑戰。在這個意義上,萊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與其說是有關研究民族志和文化人類學的專著,毋寧說是結構主義的哲學經典。
  “結構”在萊維-斯特勞斯那里指一種從語言學中借用而來并加以普遍化的科學方法論概念。他在《結構人類學》中指出,作為科學方法論模型的結構概念必須滿足如下要求:
  首先,結構展示了一個系統的特征,它由若干元素組成,在這樣的系統中沒有一個元素可以在不影響其他所有元素的變化的情況下發生變化。
  第二,對于任何給定模式,都應該有可能通過安排一系列的轉換,產生一組相同類型的模型。
  第三,上述這些屬性使得我們有可能預測,當某一模型中一個或多個元素加以修改時,該模型將如何作出反應。
  最后,應建立起這樣的模型,使所有被觀察到的事實都成為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們知道索緒爾有關語言的橫組合和縱聚合的論述,就不難發現萊維-斯特勞斯上述作為一般科學方法論的結構概念其實是索緒爾思路的延續。萊維-斯特勞斯在《結構人類學》中研究了原始部落的血親結構和神話結構等問題。下面,我們結合這些例子來說明萊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方法論。
  在萊維-斯特勞斯看來,原始部落的血親結構類似于語言的結構,具有橫組合和縱聚合的關聯和轉換方式。在一個家庭中,夫妻組合的模式類似于輔音與元音組合的模式,原始部落之間的配偶交換可以通過語音單位中的音素交換或語句中的詞項交換的方式來考察。原始人的圖騰崇拜在以往的人類學家那里往往從功能主義思路出發加以解說,如鷹作為某一部族的象征,展示英雄氣概,通過鷹的崇拜儀式來凝聚部落的團結,等等。在萊維-斯特勞斯看來,“鷹”體現了“在山中狩獵”,這與這個部族如何獲得他們食物的類型一致,而鄰近的一個在湖中捕魚的部族說他們是一條大鮭魚的后裔,也與他們獲取食物的類型一致。由此可以通過安排一系列的轉換,產生一組有關部族圖騰相同類型的模型,并對周圍其它部族的圖騰加以預測,檢驗這個模型是否有效。這比功能主義的解說更具有科學性。
  萊維-斯特勞斯還用這種方式研究神話。通常,我們沿著時間順序閱讀神話的情節。按照萊維-斯特勞斯的看法,這僅僅關注了神話的歷時的橫向聯系。他認為比這更重要的是解讀其敘事內容的類型,縱向地分析它們共時的結構,揭示它們深藏的運作模式。以俄狄浦斯為例,萊維-斯特勞斯從這個神話中解析出四欄相同類型的敘事,并試圖找出它們的結構關聯。其中第一欄:卡德摩斯尋找被宙斯拐走的妹妹歐羅巴,俄狄浦斯娶其母伊俄卡斯特,安提戈涅不顧禁令葬其兄波呂尼刻斯;第二欄:斯巴達人互相殘殺,俄狄浦斯殺死其父拉伊俄斯,厄特俄克勒斯殺死其兄波呂尼刻斯;第三欄:德摩斯殺死兇龍,俄狄浦斯殺死斯芬克斯;第四欄:拉布達克斯(拉伊俄斯的父親)=瘸子,拉伊俄斯(俄狄浦斯的父親)=左斜,俄狄浦斯=腫腳。按照萊維-斯特勞斯的分析,第一欄中的事件都是圍繞著血緣關系太親密或太緊密展開的,而第二欄中的事件的共同之處是血緣關系的破裂,第三欄講的是殺死威脅人類生命的怪物,第四欄講的是俄狄浦斯父系姓氏的字面意義都與行走不便有關。
  那么,這個神話故事的深層模式何在呢?按照萊維-斯特勞斯的解讀,第一欄與第二欄形成的對立關系,反映出看重血緣關系與看輕血緣關系這兩種態度之間的張力。第三欄與第四欄也形成對立關系,表現出對人類起源的兩種不同看法:前者象征“對人的土生起源(autochthonousorigin)的否定”,后者象征對人的土生起源的肯定。 對于第一欄與第二欄的關系,我們比較容易理解;而第三欄與第四欄的關系,相當令人費解。萊維-斯特勞斯這樣解讀:在希臘神話中,龍是一種冥界生物,獅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是一個怪物,它們都威脅人類的生存,所以必須被殺死,由此聯系到人的非自然、非土生的起源。另一面,在神話中,從地下出生的人有一個普遍的特點,他們從深處鉆出來的那一刻,要么不能走,要么走得笨拙。俄狄浦斯父系姓氏都有行走困難的涵義,所以與土生的相關聯。顯然,這里沒有什么能讓我們看得清的邏輯聯系,萊維-斯特勞斯是憑借他的神話學知識和豐富的想象力從潛意識的象征意義上解讀的。   萊維-斯特勞斯認為,無論在俄狄浦斯、安提戈涅還是在菲德拉中,神話故事都表現出基本的兩級,如“自然與文化的對立”,“神與人的對立”,“生與死的對立”,解讀神話就是要把神話中暗藏的深層結構揭示出來。盡管萊維-斯特勞斯一再強調他的結構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屬于科學方法論,人們不免感到它在很多方面類似于弗洛伊德解夢之類的精神分析法。萊維-斯特勞斯本人也承認弗洛伊德對他的重大影響。他寫道:“人類學家繼續前進,試圖通過他一直意識到的意識,來獲得越來越多的無意識。”
  四、結語:結構主義方法論的貢獻及遺留問題
  從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角度看,結構主義方法論作出了重大貢獻。20世紀初流行歷史主義。這種歷史主義又與現象學-詮釋學的方法結合起來,主張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特點是歷史性,歷史性體現為人的自主意識的創造性活動,人文社會現象具有永不重復和永遠更新的歷史性特點。因此,自然科學有自然科學的方法,精神科學有精神科學的方法。人文社會現象屬于精神科學的研究領域,應從仿效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中解脫出來,采用以研究人的主體意識和人生意義為志趣的現象學-詮釋學的方法。這看似一種解放,但也帶來新的問題。人文社會學科雖然掛上了科學的名字,但依然是特種意義上的科學。采用現象學-詮釋學方法研究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科學性并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作為“science”的科學性與作為“wissenschaft”的科學性成了兩種不同的科學性。前者被認為是專屬意義上的科學性,它要求科學理論的預測性和可證實性;后者被認為是廣義上的科學性,泛指一切可以稱為知識的學科,它注重對意義的詮釋。這種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兩級對立并沒有取得所有人文社會研究學者的支持。特別是在20世紀初的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中,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感到實證主義的方法和現象學-詮釋學的方法都有偏頗。他們發展出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主張在歷時的現象背后,存在共時的結構,后者對前者具有制約作用。
  索緒爾在語言學領域中首先闡發了研究符號結構的基本方法。后來他的方法被推廣和移植到文學、藝術、民俗學等領域中去。萊維-斯特勞斯不僅在文化人類學領域中應用了結構主義的方法,而且他充分意識到這種方法的思想史意義,并從哲學的高度加以總結。他在《結構人類學》導論中通過對照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研究方法的差異,批評了歷史主義和現象學-詮釋學的研究方法。歷史學家熱衷于描述社會文化的歷史過程。他們認為,人是高度自覺的,人在社會中經歷苦難并感受到成功的喜悅,人懷抱目的和激情采取行動,文化作品是他們的思想情感的寫照,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把人類有意識地創造自己的歷史的理念、事件和過程描繪出來。萊維-斯特勞斯認為,人類學家不應該對人類歷史進程以及人在社會中的有意識的行動和思想情感無動于衷,人類學家之所以認真地考察它們,是為了透過所有這些不斷變化的現象把握它們背后的無意識的可能性的全部范圍。通過考察人與人之間相互協作或相互沖突的關系,揭示支配歷史發展過程的邏輯構架。歷史發展雖然可能是不可預測的,但絕不是任意的。萊維-斯特勞斯引證馬克思的著名論斷“人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不知道他們正在創造歷史”來說明他自己有關歷史過程與結構的關系的觀點。
  我想通過一個比喻來說明萊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方法論。人坐在過山車上,感受到一會兒高一會兒低,經歷種種險情。這些是人意識到的表面現象,猶如歷史學家所描繪的歷史過程。但是支配過山車的機械裝置并沒有被坐在它上面的人感受到,這猶如歷史學家忽略社會結構。結構主義的社會研究者要把這種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結構揭示出來,而歷史主義的歷史學家卻本末倒置。
  萊維-斯特勞斯的這種結構主義的社會歷史觀雖然具有啟發意義,但我認為還存在不少問題。萊維-斯特勞斯談到研究社會歷史的結構,但沒有談到研究社會歷史的動力。即便機械裝置也是有動力的,沒有動力過山車不會旋轉起來。社會歷史發生結構轉變的動力何在呢?按照馬克思的看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原生的動力,由此引發階級斗爭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這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與萊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觀點的不同之處。
  結構主義的方法最初是從語音學那里借用過來。音符的數量及其相互連接的可能性決定了語音單位變化的可能性。這有點像小孩玩的拼圖,拼圖的結構預先決定了拼圖的樣式的可能性。后來的語言學家發現語言結構決不是一成不變的。德里達(Jacque Derrida)指出能指與所指并非無偏差地對應,概念在認識和言說的過程中會發生變化,即便知覺也會發生延異。這既是對意識的在場的確定性的否定,也是對凝固的結構觀的否定。這導致結構主義向解構主義的轉變。福柯研究文化史發展過程中的知識型轉變。他用考古學的方法發掘文化史中的知識型的譜系。就研究知識型而言,他把結構主義的方法應用到文化思想史領域。但是他為了說明知識型轉變的動力,引入了尼采的權力和權力斗爭的概念。這說明結構主義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并通過引入一些別的學說加以修補。這就是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之間的關系。
  有關文本與作者的關系是結構主義的中心話題。結構主義批評“作者中心論”有一定的思想史意義。詮釋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主張,文本是作者切身體驗的寫照,為讓讀者理解文本需要通過詮釋學的方法讓讀者理解作者當時的處境和心境。這是作者中心論的基本觀點。結構主義對這種在當時據主流地位的觀點進行批判,可視為主體狂熱的清涼劑。結構主義的符號學家提醒人們注意作者在其作品創作和意義構建上并非不受約束,自我并非是一個擁有穩定、統一的身份和思想的獨特個體,自我并非對于自己的切身體驗總有自明的理解和總能如實地描述它們。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幫助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思想是通過我們與符號系統的關聯才能表達和維持的,我們的身份感是通過符號建立的。我們借助傳統的、預先存在的符號和代碼獲得自我意識,而這些符號和代碼并非隨意創造。因此,我們表面上是我們的信號系統的“主人”,而實際上往往淪為被信號系統所控制的“奴隸”。我們表面上自主地創作我們的文本,而實際上我們受文本塑造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所意識到的。   盡管以上說法不乏一定的道理,但某些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哲學家喜歡說過頭話,并往往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宣稱“作者死了”,“主體死了”,并用無意識取代意識,把人所活動的社會簡化為“另一種文本”,并用文本的結構來說明社會的結構。人們不免質疑:宣稱無意識的結構支配有意識的思想的結構主義哲學家,本身是不是受到無意識的支配呢?如果不是的話,他們是不是又在肯定自主認識?在我看來,生活形式優先于文本形式,語言的規則歸根到底由生活形式決定。我們在生活中使用語言和理解語言,而不是倒過來靠文本結構來理解社會結構。我贊同后期維特根斯坦的主張:語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生活形式的多樣性決定了語言用法的多樣性;語言規則像游戲規則一樣既起制約作用又是可以被改變的。要理解語言的結構,不應退回到人的潛意識中去,而應投入到生活中去,通過我們自己參與的生活形式來理解我們自己的語言的用法及其規則。
  (責任編輯:輕 舟)
  Language and Structuralist Methodology:
  An Investigation with Sauss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Zhang Qingxiong
  Abstract:The origin of structural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Saussure. He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terms related to the language system, such a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ignifier and signifier, syntagmatic relation and associative relation, etc., which were transplanted into the methodology of structuralism. Why is it that although Frege's Begriffsschrifft, Husserl's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and Saussure's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an all be regarded as works of language research in a certain sense, thre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namely logical positivism,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 can be developed from th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ideas, basic features and remaining problems of structuralist methodology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Keywords:Saussure;Structuralism;Language;Methodology
  收稿日期:2020-03-05
广东福彩网 轉載注明來源:http://588tuan.com/4/view-152035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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